这场大变革为何能高效推动？
2025年7月1日，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苏林和多名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，来到首都河内市的行政服务中心 ，并深入福盛乡和西湖坊 。面对基层政府工作人员，苏林要求他们从行政思维转向服务思维 ，从“尽力而为 ”转向“认真做事 ” ，以赢得人民的信任与支持 。
当天，经过大规模合并的越南各省市政府及省、乡（坊）两级政府体制正式开始运作。这标志着，自越共中央和国家机关进行大规模部门精简之后 ，在“边跑边谈”“有事就做 ”的飞速改革之中 ，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“重整江山 ”的第二阶段也已经基本完成 。
越通社将“重整江山”描述为“8年战略准备，8个月快速实施” 。在这个阶段 ，越南全国由63个省市变为34个省市 ，690多个区级行政单位及近7000个乡坊成为历史，长期影响波及25万公职人员。
越南官方称 ，这场从2024年底开始的改革是越南国家机构迄今为止“规模最大 、范围最广 、最为彻底的一次变革 ” ，“影响之深远，波及各层级、各领域 、各地区 ，直达每一位国民 ”。距离2024年7月越共中央原总书记阮富仲在任内去世 、8月苏林接任总书记职务 ，才过去不到一年时间，越南的这场大变革为何能高效推动？
权力集中与上传下达省市合并与建立两级政府 ，是苏林成为越共中央总书记后 ，让外界瞩目的又一项重大政治举措 。苏林出身越南公安系统，2024年5月在公安部长任上当选越南国家主席，8月3日接替去世的阮富仲 ，出任越共中央总书记 。同年10月 ，苏林不再兼任越南国家主席，由梁强继任 ，越共中央新的“四驾马车”最高领导层基本确立。
也是从2024年10月开始 ，苏林将阮富仲时代的“反腐败、反消极 ”运动扩大为“反腐败、反消极 、反浪费 ”斗争，多名越共中央委员被问责 。11月 ，越共中央 、越南政府、国会开始大规模精简合并部门 ，中央政府部门合并后减少5个部，撤并越南国资委等直属机构 。
到今年二三月间 ，随着中央政府各级部门重组接近尾声 ，酝酿已久的省级行政区合并被正式提上日程，并与撤销全部区级行政区 、将地方政府从三级变为两级的改革同期进行。自7月1日开始 ，越南全国原有的63个省市减少为34个 ，比20世纪80年代革新开放之初的40个省市数量还要少 。696个区级行政区全部撤销，1万多个乡坊也被合并为3321个 。
按照越南官方说法，上述三场运动与改革 ，都是对阮富仲时代未尽工作的延续。2017年 ，阮富仲领导下的越共中央通过题为《关于继续朝着精干 、高效方向推进政治体系组织机构革新》的决议（以下称“18号决议”） 。
18号决议通过后，越南精简公务员超过7万人 ，并成立新机构国资委 ，管理原属于各部委的大型国企 。不过，按照今天越南官方媒体的说法 ，18号决议的执行并不充分 ，机构重叠、上下臃肿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，局部措施没有达到效果。其中的关键就是地方政府 。
就任越共中央总书记之后不久 ，苏林就指出 ，不进行地方行政体制改革，中央的措施就难以上传下达 ，导致“党的很多政策落实缓慢 ，一些政策没有落实到位 ” 。一个受到外界关注的细节是，虽然越南于2018年成立了国资委，但直到国资委被撤销 ，省级及以下政府都未进行同样的国企管理体制调整。而在本轮改革中 ，越南各省级党委和政府，都对照中央的机构精简 ，几乎“一一对应 ”地撤并了自己的部门。
实现地方行政体制的权力集中和上传下达 ，是本轮改革的核心目标 。越南革新开放以来，为经济发展需要而不断分割增加的省市 ，难以适应新的形势需要 。长期为越南地方政府提供政策建议的知名越南问题专家 、新南威尔士大学荣休教授卡尔·塞耶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 ，“发展空间”是越南地方经济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。现在，工业经济发达的省份 ，在合并后获得了更充足的人力资源和拓展空间 。一些发达省份通过合并后 ，经济总量提升到全国前列，为后续改设直辖市创造了条件 。
值得注意的是 ，这一轮改革中 ，各省人民委员会（省政府）的地位也从“单纯的行政管理机构 ”上升为“统一的行政中心 ”和“综合治理主体”。新修订的越南《地方政府组织法》中，人民委员会主席（省长）的独立职能从11项增加到23项，越通社称此为“明确体现指挥家作用 ” 。
省级人民议会的作用则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 。本轮改革的重要执行者 、越南内政部长范氏清茶毫不讳言地指出：“以前 ，任何问题都必须等待人民委员会和人民议会的集体决定。兜圈子就意味着失去机会 ，不能及时为人民和企业解决问题 。 ”
上传下达的问题，则主要在于区级体制 。乡坊一级政府直接“面对人民”却缺乏治理授权；区级政府握有大量行政权限却不“贴近社区”。“撤区 ”只是改变该现象的第一步 。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主席（市长）阮文得就公开表示 ，7月1日开始的新体制只是该市乡坊的简单“加法 ” ，更进一步的权力下放才刚刚开始 。同一天，越南政府行政程序改革和权力下放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 ，政府总理范明政担任委员会主任。
“团结的力量”越南领导层为何急于在此时“重整江山 ”？按照越南官方的说法 ，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及数字化转型压力，为了实现到2045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，越南已经时不我待。内政部原副部长阮进廷分析称 ，越南正处于“人口黄金结构 ”时期，机遇稍纵即逝 ，如果等到“步入人口老龄化阶段”再改革 ，一切就都晚了 。
外部分析则多强调，越共十四大计划于2026年初召开 。十三大形成的越南领导层，2022年以来由于“反腐败、反消极 ”运动引发的大规模人事调整 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动 ，中央政治局最初的18名成员中，有7人因对不同问题承担政治责任而辞职。此外 ，20多位中央委员受到不同程度处分 ，一些部委和省市的主要负责职位空缺达一年以上 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进行省份合并之前 ，越共中央已经在2024年底到2025年的前两个月 ，对各省省委书记进行了大量调整 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合并后的越南34个省级行政区中 ，至少有17名党委书记是“70后 ”干部。他们大多是在2025年1月之后刚刚出任省委书记 ，并在省市合并中留任 。其中有5人今年还不满50岁，包括苏林的兴安老乡兼公安部老部下 、同奈省委书记武鸿文 。
有些新合并行政区的省委书记虽然年纪偏大 ，但也已配置了年轻的副书记 ，如奠边省委书记陈国强是1961年生人，但省委副书记为“70后”的陈进勇。陈进勇今年1月刚从司法部副部长任上调任原永隆省委书记，省市合并后转任陈国强的副手 。
除了陈进勇这种情况 ，因为省市合并而“多出来 ”的省级干部 ，还有几种不同的去向 。年长的干部，一部分被调往中央政府部门担任副职 ，或将在越共十四大到龄退休。原得乐 、芹苴、广南 、富安 、河江等省的一些省级干部 ，则提前退休 。
与此同时，一些“70后 ”省委书记转到中央担任部门一把手或常务副职 ，如原河静省委书记黄忠勇调任《共产党》杂志总编辑 ，原宁平省委书记段明焕调任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常务副院长，原海阳省委书记陈德胜调任越南政府常务副监察长 ，原嘉莱省委书记胡文年调任民族宗教部常务副部长 。
相比高层干部 ，基层干部和一般公职人员的安置是一个更大的社会和经济问题。根据越南官方统计，越南全国的干部和各类公职人员总数约250万人 ，本轮中央政府和地方体制改革牵涉的人员总计约25万人。长期而言 ，这可以节约数千万亿越南盾的政府开支 。但短期而言，大量发放提前退休激励补偿，可能成为地方政府的沉重负担 。
截至6月底 ，越南地方政府“裁员”仅约2万人 ，不少省份只有数百名干部提前退休，大规模人员裁撤刚刚开始。但中北部经济大省义安进展较快 ，截至6月中旬 ，该省已有包括数名厅级干部在内的2600多名公职人员离开岗位，其中2300余人属于提前退休 。
按照官方数据 ，仅2025年 ，这些人就需要义安省拿出约3万亿越南盾进行安置补偿 。正在评估提前退休的其他100多人以及被安排“临时休假 ”的干部，加起来又涉及约5000亿越南盾的开支。
也就是说 ，义安省今年因精简改革而增加的人力成本 ，至少达到3.5万亿越南盾（约合人民币9.6亿元），而该省2024年的财政预算收入才25万亿越南盾（约合人民币68.6亿元） 。官方媒体亦坦言 ，义安为此“面临着确定实施资金来源的一些困难 ” 。
目前 ，越南财政部已向政府提交建议，拟从中央预算中补充61万亿越南盾（约合人民币167.4亿元）用于发放相关补助。内政部预计，相关开支总额将超过百万亿越南盾 。
越南媒体指出 ，除了补偿问题 ，一些干部表面上支持改革，实际上一旦“涉及自己和自己的省份、单位” ，态度就发生变化 。塞耶分析称 ，越南的政治文化是“重视平衡”，但改革不可能做到“绝对平衡 ”。
例如 ，有些省份在合并中采取了“省名沿用原A省 ，省会设在原B省 ”的模式，但也并不绝对 。太平省和兴安省合并 ，定名为兴安省 ，省会也设在兴安 。合并前，兴安省人口约120万人 ，太平省约180万人。
越通社在评论中指出 ，这不是“谁占谁”的问题，而是“团结力量发展 ”。“产生失去本省名称的念头，是人之常情 ，但国家愿景、国家最高利益 ，高于一切地方思想 。 ”
自出任越共中央总书记以来，苏林每次进行重大斗争或改革 ，都会撰写一篇新的署名文章 。在省市合并和两级政府改革成形之际 ，苏林于6月下旬发表了题为《团结的力量》的新署名文章。
文章提到了改革中出现的“面和心不和”和“地方本位主义 ”问题 。苏林用越南过去反殖民斗争失败的教训，以及外国一些政党政权崩溃的例子 ，说明“团结关乎生死 ” 。“即便只是局部的团结受损 ，也足以削弱整体力量，甚至摧毁革命成果。”他强调 ，“只有从上到下 、从内到外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统一起来 ，才能胜利完成机构改革任务 。 ”
这次大刀阔斧的改革，本身的政治目标就包括消灭各种“团团伙伙 ” ，实现团结 。越南国会办公厅原副主任阮诗勇就在官方媒体上表示 ，这次改革的关键在于“朝着有效的方向重组权力”。
对于越南各级地方干部来说，这次改革同样是一次对他们是否服从新领导层重大决策的“测验 ” 。苏林在署名文章中强调，全体党员干部要严守纪律 ，对于党内决定“一旦达成共识 ，就要团结一致 、认真落实，绝不允许出现派系主义、地方主义 ” 。
6月下旬 ，越南国会通过了新版《干部和公务员法》 ，自7月1日起施行。法案严禁干部和公职人员逃避责任 、制造派系斗争和分裂 、擅自辞职离职，以及损害国家和单位声誉 。
7月6日 ，越南官方媒体《劳动报》发表题为《重整江山——从历史传承到国家发展新时代》的评论文章 ，回顾了越南历史上知名君主黎圣宗重划行政边界、阮朝明命皇帝统合南北等改革事迹 。文章说，黎圣宗和明命帝不畏保守势力阻挠 ，坚定追求国家强盛 ，改革取得了成功。如今，要实现越南政府提出的一系列愿景 ，“需要同样的政治决心 ，需要整个政治体系和全体人民的共识，以克服旧机制和利益集团的障碍”。
本文来源于：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作者：曹然 ，原文标题：《越南“重整江山” ，地方政府已裁员2万人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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